非同寻常的2020年即将过去，2021年重新让人无比期待。作为迈向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起点，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又将向我们展现一幅什么样的画卷呢？
从已经初露端倪的“十四五”规划中我们正真看到，最高层为未来中国所描绘的图景依旧波澜壮阔，所制定的目标依旧雄心勃勃。“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明白准确地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建议说明稿中则语带鼓励地提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标准和口径众说不一、并无定论，但简单测算能够获得“定性表述为主”背后所蕴含的定量指标大致是：如果不考虑别的国家的增长情况及通胀和汇率变化的因素，未来五年及十五年中国经济提高速度仍需保持4.8%及以上的水平。
但冷静分析之后，我们也显而易见，要想实现这些看起来不是很高的目标依然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自身因素看，内循环不畅抑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继续提升，我们始终面临供应链的转移和科学技术进步受限的问题，我们始终面临高龄少子化继续加速、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及储蓄率下降、投资收益率递减等导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受疫情和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可能将重回长期停滞甚至长期收缩的状态，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的模式，且彼此之间的分化也将越来越明显，这都会对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造成一定拖累，加之中美之间围绕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地缘等多领域的战略博弈不断加剧，使我们也需要花大力气解决外循环受阻的问题。
对未来的经济稳步的增长路径，我们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基准情景：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低，在2.0-2.2%之间；2021年则会不同寻常的高，可能会实现8-9%左右。两年平均大致可实现年均5.0-5.6%左右的增速，这显然是低于2019年6.1%的增速。2022-2025年完成均值回归，“十四五”末降至5%附近，重回下降通道。“十四五”年均5-5.5%左右，“十五五”年均4.5%左右；“十六五”可能年均4%左右。这样，未来十五年的平均增速大致在4.8%左右甚至更高，假如没有外部的巨大干扰，的确如所言，在2035年达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以疫情为标志和分界，在基准情形下，中国经济可能迎来中长期增长的转折点：即从过去10年6-7%的中快速地增长转向未来十年4-6%的中速增长。这一速度明显低于本世纪前20年年均8.7%、过去10年年均6.9%和过去5年年均5.8%左右（目标6.5%）的历史记录。
这也许意味着，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尽管已经在全球率先迎来复苏，但未来的复苏之路势必更加艰难，经济稳步的增长中枢下调的趋势很难扭转，将加速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增量的收缩和结构的分化将成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增量的收缩和结构的分化将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国家战略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不断被强调，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收缩，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收缩为主、主动出击为辅的战略选择，是新形势下兼具被动防御与主动进攻的应对体系，是“被动应对”+“主动谋划”的综合举措。
从总需求及其结构来看，在经济提高速度继续放缓的同时，我国也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队列，经济结构也将继续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化和优化，服务业和消费占比有望继续提高，消费需求将成为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则可能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同时，需求结构内部尤其是投资需求内部的结构也将发生调整和优化，来自于市场驱动的力量将更明显和占优。
“十四五”规划相较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在增量收缩与结构分化的大背景下，十分明智地淡化总量增长，强调结构优化，强调新发展理念，注重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步入到一个存量代替增量、质量优于数量、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表现在区域、产业、企业、居民收入、消费等多重结构不断分化与集聚、调整与收缩，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客观经济规律。
从区域来看，未来依托大城市群、大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区域发展极化、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当前，我国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仍然较为落后。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强化城市群、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中心城市特别是五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将更为突出，城镇化率逐步提升，但增速将继续回落。从发展形态趋势看，笔者非常看好六大区域的发展，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将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城市群。区域分化的另一面是人口流动的分化，即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不断集中。近些年来，人口净流出的大部分都是三四五线城市，净流入的则是一二线城市，中国人口流动已经趋势性地从城镇化迈向大城市化。
从产业来看，赛道的分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动能正在发生转化。预计未来五年二产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以至于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专门提到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三产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此外，就新旧动能转换而言，“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特别明确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前沿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新兴起的产业，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的经济将成为引领国内创新发展的主动力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并将引领一系列重大产业变革。在数字化的经济带动下，产业体系高端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当然，数字化的经济对实体经济各行业的赋能也不是雨露均沾的，而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机会，例如，传媒、教育、医疗、零售、金融、物流、科技平台、硬件与软件等行业受益最大，餐饮旅游、餐饮、农业、家电、汽车、轻工制造、电气设备、机械等次之，而房地产、油气、化工、钢铁、有色、建材、建筑等行业则影响偏小。与此同时，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表和旧动能的典型——房地产业，显然已是明日黄花，其红利终结、拐点显现、头部固化等发展的新趋势已越来越清晰，市场结构、市场指标的剧烈分化将成为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主要的特征。
从企业角度观察，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必然会产生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这与增量经济下各行各业都欣欣向荣、大小企业都快速地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企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更加显著，行业中的企业头部化日益明显，收入和利润正快速向少数头部企业聚集。据麦肯锡的研究发现，中国头部10%的企业获得了大约90%的总经济利润，其资本回报率达14.6%，是市场中等水准的两倍。更可怕的是头部慢慢的变大、腰部互相挤压、尾部被迫出清，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
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和疫情的冲击，前几年关于消费升级讨论的热度在急剧降温。事实上我们得知，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可能都有失偏颇，消费分化，或者说消费的分级与分层其实更加准确、明显。中国也正在像其他发达经济体那样，无可阻挡地进入“M型社会”。一方面，在疫后经济复苏阶段，消费恢复最慢，全年累计可能将是罕见的负增长。从更长时间跨度看，2017年以来社零增速即一路下行，疫情以来的网上实物消费增速亦受到明显影响。另一方面，今年的奢侈品市场在整体消费低迷的大环境中，价格逆势大面积上涨，显得特别亮眼，这显然与消费升级有关，也与“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就会进入消费升级阶段”的国际经验相一致。
消费分化和分级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的分化和分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到2019年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达到了29%，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只有19%，相差10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化的背后还有另一个相关且更严重的结构恶化问题：我国人口总量峰值或将在2025年前后出现，老龄化也将进入加速期。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上升为20.5%，达3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5.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也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而且我国是未富先老：人均GDP虽然已超越1万美元，但仍低于全球中等水准。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长期以来的限制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非大改不可的地步，毫不夸张地讲，这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面对收缩与分化，从大趋势来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增量扩张、“比快”的时代都已结束了，存量优化、“比慢”“比精细化”的时代开始了。慢就是快，精细化是生存和发展之道，增量的收缩和结构的分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一重大变化，接受现实，修正目标，调整策略，加快转型，练好内功，提高能力，在收缩与分化中寻找新的定位和新的发展机遇，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同时，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寻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重点受益领域。内循环方面，未来的消费升级领域或消费热点包括：教育、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个人娱乐休闲等服务消费将迅速增加并成为新增长点；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带动的升级型消费，如老旧小区改造等新机会将大放异彩；能实现替代进口和促进海外消费回流的高端消费品民族品牌，以及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消费金融业务将受益。投资领域的重点包括：传统基建中的新型城镇化项目，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高速公路，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在产业方面，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核心技术领域，如芯片、第五代通信网络（5G）、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产业互联网、物联网、创新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短板产业的国产替代将继续成为最火爆的风口，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持续带来非常大的市场机会；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的相关产业也将加快发展，如农业育种，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以及光伏、风电、水电等新能源方向；“十四五”规划所确定的九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外循环方面，扩大进口将推动免税消费品产业、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规模迅速增加；农作物种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将推动该产业在国内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受益于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和全面扩大开放，金融、农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及相关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
抓住数字化的经济爆发式增长带来的结构性机遇。疫情冲击育新机，数字化的经济开新局。未来产业“数智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将更明显，“数智化”将成为今后企业一切的起点和分界线，数字化的经济将成为创新增长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动能。对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应更多地关注其中的结构性机会。在产业升级方面，关注传统产业+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等各个细分行业的数字化热潮；在5G加持下的工业互联网建设，智能化、定制化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将迎来大发展；新基建投资的加大将直接带动如5G基站产业链中主设备、射频、基站天馈、光模块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换电站，以及在新基建基础上的新兴高端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最为激动人心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万物互联、物物相息”的物联网时代将震撼来临、势不可挡。通过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农业、制造业、医疗健康、服务业等诸多细致划分领域将极大地减少相关成本、提高效率，并极大地实现生产和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与此同时，借助数字化的巨大力量，新型产业平台企业也会逐渐诞生并取代当前的电子商务平台，在未来的流量争夺中将成为“数智化”时代新的王者，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与演变将会更为丰富和精彩。
围绕区域经济六大增长极进行战略性布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当下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点和最大推动力。未来国家将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投资重点包括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的新老基础设施、能源水利、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冷链物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领域。从区域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的核心城市群，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六大增长极。各类要素和产业会向这些增长极加速聚集和转移，这些增长极既是未来中国实体投资、特别是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重点方向，也是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增长点。就房地产行业而言，人口的流向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并左右着房地产投资的逻辑，房地产业的未来必然将紧跟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走，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多的机会必然集中在那些四“流”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和城市。
企业应勇于和善于抓住数字化的经济先机，以实现安全又快速的换道超车，取得升维竞争的新优势。疫情的爆发，让中国企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只有敏捷性和“数智化”方面表现突出的头部企业才能及时抓住商机，夺取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因此，对企业而言，必须重新定义业务模式和经营管理，练好数字化的经济时代的内功，提高自身“数智化”能力，全方面实施“数智化”转型，寻找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为此，应适当调整和收缩线下业务，压缩经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控制非必要现金支出；积极发展线上业务、拓展收入来源，借助创新技术方法，努力向非接触经济、宅经济等转型；优化供应链管理，寻求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支持；寻求被并购的机会，以退为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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